社会心理认知行为—心理研究范式从“黑箱”移至“灰箱”

【心理认知】“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是一门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研究社会认知现象的交叉学科，旨在通过整合认知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社会、认知和神经三个水平研究纷繁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该领域所涉及的研究范围非常宽泛，几乎涵盖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本文从宏观上阐释了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所关注的焦点，以后会陆续推出围绕该领域的一系列研究主题。

本世纪以来，使用神经学方法对社会认知和判断研究的数量高速增长（图1），这表明社会认知神经科学（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SCN）的研究领域业已成型。

在Lieberman看来，SCN关注的仍然是社会心理学的传统问题，如对他人的认知、对自我的认知、自我控制、自我与他人互动中的认知等。但在现实中，使用神经学探讨社会行为的研究成果已经辐射到许多学科，以致Adolphs把这一领域称为社会行为的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social behavior）。在已有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关注信任、互惠、合作、利他、同情、公平、报复、惩罚、正义、规范服从、社会学习和竞争等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认知与行为，力图从神经层面回答人类何以能共处、社会何以能形成和发展、道德在认知中的作用等重要且基本的理论问题。

研究方法：观察脑区活跃程度的变化

SCN研究使用脑电测试（EEG）、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等设备和技术观察人脑活动。其中，因空间分辨率高、不必侵入人体等原因，fMRI是最常使用的设备。

SCN的研究方法在细节上多样且复杂，但其基本逻辑直截了当：研究者通过电脑屏幕给予被试不同的刺激和选择，然后观察其脑区活跃程度的变化。若能发现与特定认知刺激和选择具有相关性的神经回路，该回路便被推测为特定认知活动的神经表征。由于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为确定因果关系，研究者常需要不同来源的一致性证据。例如，将特定脑区损伤者与正常被试加以比较，若前者失去了正常被试所拥有的某种认知能力，便为损伤的脑区与该功能间的因果关系增加了一份证据。

一些SCN研究还结合了药物方法（用量与用法受到安全与伦理方面的严格控制），以观察化学物质如何影响人的认知与判断。例如，与控制组相比，注射过催产素的被试更易于相信他人。这可能与催产素对杏仁核活动的抑制作用有关，而杏仁核的活跃会使个体对陌生人产生警惕及恐惧情绪。

在很多情况下，SCN研究会将对神经活动的观察与传统行为或心理测试结合起来。比如，欲了解纯粹利他行为（如匿名慈善捐款），被试需要按动按钮来表达意愿（一定款项会从其被试酬金中扣除），以便研究者观察其作出利他决策时的神经活动。再如，欲观察个体差异对认知的影响，脑成像测试后，研究者常要求被试填写有关心理特征（如人格、道德倾向等）的量表，把量表与脑区活动数据结合起来，便可发现个体特征与神经活动的关系。

相当一部分SCN研究使用经典行为经济学游戏，如囚徒困境、最后通牒、信托游戏、独裁者游戏、公共产品游戏等。由于大量行为测试使用过这些游戏，其中一些还得到了跨文化、跨地域、跨种族测试的验证，其对社会认知与选择的意义已经充分阐发，利用它们作刺激物，研究者较易确定人脑活动的行为和社会意义，进而验证已有模型。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使用更加多样的社会情境作为刺激物，以检验在更具生态效度的条件下，人脑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自1960年代的认知革命以来，计算心理学家一直努力用电脑程序来模拟人脑信息加工的过程，以检验理论和模型的有效性，预测认知与决策的结果。例如，著名的模拟系统ACT-R的研究者便不断吸收新的发现，令该系统具有坚实的神经基础，使之成为连接计算认知心理学（computational cognitive psychology）与认知神经心理学的桥梁。

研究焦点一：加工过程的特点

SCN研究涉及很多领域，不一而足。这里只能笼统归纳。按照Lieberman的概括，信息加工过程的特点和特定认知任务加工所涉及的神经网络是SCN研究最关注的问题。

20世纪中期以来，研究者常把认知加工过程粗略地分为两类，一是迅速、无须大量认知努力的自动化加工过程，二是相对缓慢、明显需要付出认知努力的控制化加工过程。SCN研究发现了不同脑区与两种加工过程的联系（图2）。整体上，“深思熟虑”过程主要涉及进化较晚的新皮层，而“不假思索”过程涉及早期进化的人脑结构。

将加工过程与脑区联系起来为理论建构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以道德研究为例。道德推理位于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是新皮层的重要部分，属于控制加工的脑区。在一次实验中，Koenings等人发现，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受损的患者，较之正常被试，更“冷血无情”，更易做出“牺牲他人，以利大局”的功利主义道德判断。从解剖学上看，虽然VMPFC是MPFC的一部分，但它与涉及自动化加工，与情绪有关的杏仁核、脑岛等脑区紧密相邻。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涉及一些情感的脑区早在人类出现前的500—700万年前已在动物中出现，而与语言以及道德推理能力相关的脑区仅能追溯到前10万年左右。据此，在人脑中，涉及情绪的道德判断（是不是道德的？）比道德推理（为什么是道德或不道德的？）迅速得多，以致Haidt戏称，在道德领域，人像是“情绪化的狗，但有一条理性的尾巴”。

研究焦点二：加工过程的神经表征

人脑在加工信息形成过程中如何表征特定心理状态，是大部分SCN研究的基本内容。关于表征，又可以细分为何处、何时、怎样三个问题，即观察与特定认知任务对应的神经活动发生在哪里，什么时候发生，再结合认知任务、发生脑区、发生时间和所涉脑区的已知功能，来解释神经活动怎样产生出特定的认知功能。

例如利他研究。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由于不求回报，纯粹的利他不利于个体生存和繁殖，不是一种适应性行为。然而，这种行为何以能一直存在？对此的解释很多，其中之一是“奉献的喜悦”说（joy of giving），即由于助人带来愉悦感，追求这种快感便成为利他的一种动力。在一些行为测试中，被试报告了助人后的愉悦感，但研究者无法知道，这是不是为得到“社会称许”（social desirability）而讲出来的漂亮话？大量SCN研究表明，利他、为了惩罚不公者而付出个人代价的利他惩罚，的确会带来快感。如King-Casas等人发现，在信托游戏中的利他行为（分给对方更多的钱），能够激活尾状核（caudate nucleus），而这一脑区的另一已知功能，是在体验食物、饮料、摇滚乐或性时给人以激励。

再如同感研究。同感（empathy）是指人类感受他人情绪状态的一类心理能力。19世纪，美学家提出移情说，主张同感是审美的重要基础。Hoffman和Batson等人则相信，同感可以升华出追求正义的动机，与利他行为存在紧密联系。

SCN研究对同感向利他演进的过程做了大量研究。以同感现象的最初阶段情绪感染为例。疼痛感激活了（a）双侧前脑岛、前喙扣带皮层、脑干和小脑，以及（b）后脑岛、次级体感皮层、体感运动皮层和尾部前扣带回等脑区。这些脑区组成了所谓的“疼痛网络”（pain matrix）。其中，组（a）与疼痛带来的情绪变化有关，组（b）与疼痛造成的身体感受有关。人脑成像显示，当观察他人疼痛时，被试的组（a）脑区活动显著，与本人经历疼痛时的脑区活动大面积重合，而组（b）脑区活动则不显著。这说明，在疼痛的同感反应中，被试体验到的是他人的情绪状态，而非身体状态。有趣的是，Singer等人发现，当男性被试观察到曾对自己不公的他人经历疼痛时，其“疼痛网络”的活动强度下降（他不在乎），但具有感受奖励功能的脑区伏隔核却活跃起来（他开心），这表明被试享受到了报复的快感。

通过直接观察人脑活动来理解社会认知过程的SCN是行为—心理研究范式从“黑箱”到“灰箱”转变的产物。整体上，SCN强调情绪的作用，从身心合一的立场上去观察和解释社会认知与行为。有观察者相信，如同天文望远镜之于天文学，显微镜之于生物学，神经学设备在人类研究中的应用有望带来工具革命引发的理论革命。这种预测是否过于乐观，尚需时间做出评判。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